（記者趙良英、通訊員穆琳、余德紅、實習生唐旻）

    “一個人入黨的時間越長、工作時間越長、官職越高，就越要帶頭端正黨風，發(fā)揚黨的好傳統(tǒng)好作風。”

    張緒一貫公私分明，嚴于律己。1998年3月，組織上為他配了一輛專車。配車之初，張緒就對家人說：“這是組織上配的車，辦公事才能用。”家人也知道他的一貫作風，從不提用車的事。

    雖然不準家里人用他的車，但只要干休所其他老干部家里有事需要用車，他總是予以滿足。更多的時候，他的專車變成了“老戰(zhàn)士報告團”的公車。

    報告團成立之初，張緒就定下規(guī)矩：“不求索取、不計報酬、不講條件、不搞吃請、不提個人要求”，這么多年來，張緒帶頭堅持“五不”原則，從來沒有破過戒。

    2005年，武漢市洪山區(qū)檢察院開展保持共產(chǎn)黨員先進性教育活動，邀請張緒到單位作報告。會后，院政治處副主任黃義仿拿出1000元講課費，誠懇地請他收下。“你的好意我心領了，這錢你還是拿回去吧！我們報告團是義務作報告，從不收任何講課費。”張緒態(tài)度堅決地說。“錢不要，吃頓飯總可以吧？”黃義仿說。

    張緒一看已經(jīng)錯過了飯點，只好同意。不過，他提出就在單位食堂吃工作餐。

    來到單位食堂，黃義仿有意讓師傅們多炒幾個菜。沒想到，張緒只要了一碗鍋巴粥。

    “這粥非常好，我吃這個就能飽。”張緒心滿意足地捧上一碗粥，邊喝邊砸吧嘴：“小黃呀，你們檢察院就是一根扁擔，它承上啟下，前頭挑著公安局，后邊端著法院。檢察機關作為國家機器，一定要嚴于律己發(fā)揮好本職作用??！”

    這個形象的比喻，引得同桌的年輕人紛紛叫好。張緒堅持原則、艱苦樸素的作風，也深深印在了大家心中。

    全國道德模范吳天祥曾經(jīng)在張緒的連隊服役，后來兩人又多次同臺做青少年德育工作，很快成了忘年交。

    吳天祥任武昌區(qū)副區(qū)長后，張緒專門打電話勉勵他說：“一個人入黨的時間越長、工作時間越長、官職越高，就越要帶頭端正黨風，發(fā)揚黨的好傳統(tǒng)好作風，不能擺老資格吃老本，要為黨為人民再立新功，奮斗到底。”

    如今，老首長不在了。每每想起他的諄諄教誨，吳天祥常常禁不住熱淚盈眶。

    “不能因為家里的事破壞了黨性原則，孩子們的事還是讓他們自己去闖。”

    張緒的4個兒子先后在部隊服役，都曾立功受獎，三兒子還參加了對越自衛(wèi)反擊戰(zhàn)。作為父親，他深愛著自己的子女，但認為他們應該“吃自己的飯、流自己的汗”，從不向組織伸手要照顧，就連別人送上門的“好意”也不答應。

    張緒在空降兵某軍任副軍長時，兩個兒子都在外地當兵。一次，主管兵員的軍務處負責人主動找到張緒說：“您兩個孩子都在外地當兵，是不是調回一個到咱們軍?。磕銈兝蟽煽谏磉呉埠糜袀€伴。”“不行！”張緒當即回絕：“我們以后都是要去見馬克思的，孩子們的事還是讓他們自己去闖。”

    就這樣，張緒的3個兒子先后揣著軍功章退伍回家，只有小兒子張佑軍靠自己的努力提了干。2007年底，張佑軍被確定轉業(yè)。張緒又鼓勵他自謀職業(yè)，減輕政府的安排壓力。

    前些年，老二和老三兩對夫婦雙雙下崗，生活艱難，想請父親給有關部門領導打個招呼找點事做。但張緒考慮再三，始終沒有找人。他語重心長地對子女解釋說：“不能因為家里的事破壞了黨性原則，你們要靠自己去闖。要相信黨相信政府，困難總是會有解決的時候，生活一定會好起來的。”至今，二兒子、三兒子仍然下崗，自食其力。

    談及這些，老大張曉軍說：“這些別人感到奇怪的事，我們早已經(jīng)習慣了。父親一輩子都是這樣做、這樣要求的。父親的表率作用對我們是一種震懾，我們自然而然也不會提出什么非分的要求。父親沒有給我們留下物質財富，這就是他留給我們的特殊遺產(chǎn)。”

    “我死后最大的愿望，就是黨確認自己是一名合格的共產(chǎn)黨員！”

    張緒一輩子勤儉節(jié)約，舍不得吃、舍不得穿。公家給他80年代初蓋的房子，至今也沒有翻修過，地板依然是水泥地板，家具大多是上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部隊配發(fā)的。平時他最喜歡的一件綠色馬褲呢軍上衣，袖口、領口都磨破了，口袋破了好幾個洞，仍舍不得扔，一直穿到臨終前。

    他常常告誡家人：“我們黨是靠艱苦奮斗起家的，也是靠艱苦奮斗發(fā)展壯大和成就偉大事業(yè)的，不管時代如何發(fā)展，這個優(yōu)良傳統(tǒng)不能丟。”

    在張緒的遺物中，有一副鏡框已經(jīng)磨得掉了色、鏡片也有不少劃痕的近視眼鏡。老警衛(wèi)員楊新勇每看到這副眼鏡，便會忍不住掉淚。

    2002年8月，楊新勇下決心為張緒配副好眼鏡，解決讀書看報難題。檢測視力后，服務員拿出一副售價600多元的近視眼鏡給張緒戴上。楊新勇趁著試戴空隙，把服務員拉到一旁，小聲叮囑道：“待會老人家要問價格，你就說只要一百塊，很便宜。”

    張緒試戴了一會兒感覺不錯，便問服務員價格，服務員按照楊新勇的囑咐說：“只要一百塊。”張緒點了點頭說道：“我右眼早就瞎了，能不能把右眼鏡片換成平光的，不然太浪費了。”

    服務員一聽就“懵”了，還沒有顧客提出過這樣的要求呢。這時，楊新勇趕緊在一旁勸張緒：“老首長，近視眼鏡片和平光鏡片厚度、重量都不一樣，如果換了戴起來就一邊高一邊低了呀！”張緒這才同意買下眼鏡。直到張緒逝世，楊新勇也沒敢告訴他眼鏡的真實價格。

    這些年，盡管家庭并不寬裕，還要接濟兩個下崗的兒子，但干休所每次組織捐款，張緒總是500元、1000元地捐，從不落在別人后頭。2006年6月，張緒漸感體力不支，就專門請老戰(zhàn)友毛蘭成給自己錄像，講述自己的革命生涯。他將這段錄像刻成光盤留給4個兒子作遺產(chǎn)。他在光盤中對兒子們說：“我參加革命工作幾十年，沒有給你們留下金，也沒有留下銀，留給你們的就是這張光盤。里面是我的革命經(jīng)歷和我作為一名共產(chǎn)黨員的做人準則。你們要經(jīng)?？匆豢?，不要忘記你們是紅軍的后人。”